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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春走基层【1】 时间:2月7日 2月7日,距离除夕不到10天。彭吉绕和普通二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一样,从容地接诊着过年前想尽快治好前列腺疾病的各地患者。在彭吉绕面前,不管男女,他们都会把最私密的部位、最隐私的事情袒露出来,生怕漏掉一丝一毫,误导彭吉绕的诊断。 彭吉绕的另一个身份——监狱警察所面对的患者,要么是贩毒吸毒的无期罪犯,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死缓罪犯,却都患有“绝症中的绝症”——艾滋病。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山东省新康监狱。因为刑期和绝症的原因,他们普遍对人生充满绝望,总是想法设法对抗治疗,或隐瞒或夸大病情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“寻死”。
彭吉绕和他的“战友们”的任务,则是为这些得了绝症的罪犯延续生命,让他们重新做人。 黄小军(化名),大凉山人,因吸毒贩毒被判无期徒刑,而且是不能减刑的无期徒刑。他是彭吉绕从去年开始治疗的艾滋病罪犯之一。他得的性传播疾病,是尖锐湿疣,严重程度可以用“在医学书上找不到这么严重的”来形容。 “小军的疣体非常大,大到让他无法走路、无法上厕所,我们只能凭借经验为他治疗,因为在书本上找不到对应的手术方法。”彭吉绕在跟大众网记者谈到这个艾滋病罪犯时,指着窗台上的一摞医学书,一直摇头。 的确,无论医生还是艾滋病罪犯本人,都知道得了艾滋病,只能等死。但出于人道,医生必须要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救治这类患者;出于一名警察的责任,即使社会上的医院出于各种原因拒绝为他们手术治疗,彭吉绕和他的监狱医院也必须无偿地为这些特殊罪犯延续生命。
“难道你们就不能以不具备手术条件、或不具备治疗意义的正当理由,拒绝为他们手术吗?”面对记者的问题,彭吉绕直截了当地说:“不能,因为我们不仅是医生,我们更是警察。社会上的医院和医生可以这么做,但监狱医院不可以。明明知道治了没意义,但也要尽力保住罪犯的生命。罪犯虽然失去了自由,但基本的生存权必须得到保障。” “双重身份”的人生,彭吉绕已经过了11年,为艾滋病罪犯、结核病罪犯做过不计其数的手术,与这些患有高传染疾病的罪犯肌肤接触已成家常便饭。多年来,不仅他本人已习惯了各种手术时的防护,习惯了被艾滋病罪犯袭击甚至劫持的风险,就连他的妻子也少了些“唠叨”,把丈夫面临的风险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 “记得去年,一位艾滋病罪犯的手术做的很顺利,我心里一高兴,放松了警惕,手指被手术刀托盘割破了,当时一阵冷汗流了下来。”彭吉绕回想那段经历时,似乎已经满不在乎,但他坦言当时很害怕,害怕被感染,害怕对不起家人,害怕领导批评手术室医护人员的疏忽。他还翻阅医书、请教同行专家,总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利的数据,让焦虑的内心得到安慰。 彭吉绕说,那是一次巨大的冒险,因为当时的手术室内肯定充斥着病毒,而且托盘上、手术套上也会有病毒。这些病毒与割破的手直接接触,无疑增大了感染的概率。但即使有害怕、有焦虑,彭吉绕的内心并未动摇丝毫,这些坏情绪只在他身上待了两天就消失了。幸运的是,三个月后,彭吉绕被证明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。 “拿着生命在工作”的状态,其实是彭吉绕的常态,十几年如一日。当初选择放弃县医院的工作,考进监狱,成为一名警察,就注定了他要为这个“警察梦”担负一份常人担不起的责任。 “我从小就想当警察。11年前有这样一个机会,既能让我发挥医生的所长,又能成为一名人民警察,正好圆了我的梦,何乐不为。”彭吉绕对大众网记者说,尽管有风险,但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后悔过,即使有医院曾想高薪“挖”他,他也没有选择离开。“监狱警察的收入没法和社会医院的医生比,但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,就能享受到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。” 正如彭吉绕所说,治疗艾滋病就像“割韭菜”,割掉一茬接着还会再长。所以用不了多久,艾滋病罪犯黄小军、李方亮、贾志强(均为化名)的手术将陆续来到。和往常一样,无论手术前的查体、活检,彭吉绕和他的同事,都免不了与带有病毒的血液、体液接触,也难免把自己置身于充斥着高传染病毒的手术室内。但这不会影响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担当,更不会影响他们对警察荣誉感的追求…… (来源:大众网)西藏同志会所 |